老板拿的是利润，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。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，可能是正的，也可能是负的。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。一个企业生产产品，我不认识里面的工人，为什么要信任他？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。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，厨师洗菜不干净，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，你必须负责。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，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、严格责任，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，因此，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员工。这样，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。
进一步讲，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，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，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。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，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，如屏幕、芯片、风扇出了问题，甚至是电池爆炸了，要承担责任的，首先是计算机厂商，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品牌企业，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，打保票说，你买我的东西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这样，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，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，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。
所以我说，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，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。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，通过利润追溯责任，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我们谈市场经济，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。只从价格的角度，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。但非常遗憾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。熊彼特曾批评，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，像一部没有王子的《哈姆雷特》，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。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，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、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企业家，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，是指行为的功能；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，有这样一类人，起着这样一个作用。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不喜欢企业家，不重视利润，与不接受市场经济，是同一回事。
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
概括地说，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：第一，应对不确定性。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来的，他在他的名著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中证明，没有不确定性，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；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。第二，推动社会的创新。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，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，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，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。创新是“创造性的毁灭”，比如现在用的MP3，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，而索尼的Walkman，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。每一种新产品，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。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《经济发展理论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。
这样划分后，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。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，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。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，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，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。而中国的企业家，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，比如说，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，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，比如奖金能不能发、期权能不能搞，等等。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，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，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。
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？从大概念来看，是一样的，无论中国的企业家，还是西方的企业家，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，都在进行创新。但我们细分之后，发现不一样。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，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；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。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，一个是技术、商业的创新，比如说推出新产品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、新的商业模式等。另一个是制度创新，就是设计一些新的、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。
这样看来，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，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。因为消费者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，工作有多辛苦，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，就给他们多付钱。他们只会在乎，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，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，并据此作出选择。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。
这不是凭空而讲。大家可以调查一下，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。外国的企业，无论多大的老板，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，和家人聚在一起。而中国的企业家，很少有时间休假，甚至没有礼拜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。一个企业家很难告诉你，下个月在干什么。
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
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，有产品市场、劳动市场、资本市场、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。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的最好？政府干预最少的，发展得最好。
总体而言，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。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，政府早就不管了，所以发展得特别好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汽车工业，WTO之前管的很紧。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，找政府要批件、要上产业目录，但政府就是不批。你生产汽车，政府不让你上目录，就是不合法的，没法卖。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仔细研究就知道，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，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。
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。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，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。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、移民的限制。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，我们不叫做工人，叫农民工，按照身份属于农民，按照工作属于工人。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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