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本报记者 文钊 程明霞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董鑫摄影
８月９日郎咸平教授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之后，围绕如何评价过去２０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，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，中国经济学界与企业界引发了一场争论。８月２４日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《经济观察报》与《证券市场周刊》记者的联合采访。
民营化是“被逼出来的”
经济观察报：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已经经历了２０多年的实践，现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改革思路是如何确立的，是当初就有一种明确的设计，还是“拍脑袋想出来的”？
张维迎：首先我要说，国有企业改革，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，是２０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。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，是在实践中，包括政府部门、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。因为国有企业每走一步，我们都会发现，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。
中国最初进行改革的时候，没有人提到要改变国家所有制本身。８０年代早期和中期，国有企业改革讲的是放权让利，搞利润留成和承包制，提高奖金，以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。当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政企分开，企业要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在当时国有体制下，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；在搞了那些改革之后，经营者有了一些短期的积极性，但怎么解决企业经理人行为短期化，又成为我们在８０年代中期讨论最多的问题。就是说，放权让利后，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情，而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。此后就提出了两种比较重要的思路，一种是资产经营责任制，第二种思路就是国有股份制。我当时曾对这两种思路提出批评。我认为这种做法好比是在马背上画道道，根本画不出一匹斑马。
到９０年代之后，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国有企业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。因为这个时候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，外资也进来了，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和乡镇企业，也竞争不过外资企业。
我记得到９０年代之后，好多地方的国有企业从地方财政的支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。它不赚钱，它亏损，你仍然得养活它。如果银行不给它输血，不给它贷款维持生存，它就很难生存下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就出现了出卖国有企业的情况。
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。因为我们意识到，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，我们改革的目的就达不到。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？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，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。回顾这个过程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的改革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，好多改革措施不是说你政府官员、经济学家“拍脑袋”就能出来的，而是各个地方自己在发展时迫于压力自己摸索、创造出来的路子，是不同地区之间、不同所有制之间竞争的结果。不了解这种过程的话，容易简单地得出一些简单肤浅的判断。把这个过程说成是“拍脑袋”，是对所有人的不尊重。
衡量改革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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